一年前，前《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携新书《创客：新工业革命》来华，在媒体上掀起一股热潮，也将“创客”这一概念带进了公众视野。
一年后，伴随着3D打印、可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的兴起，创客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创客仍旧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创客们试图将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推向社会，但他们对于商业化等问题仍存在着分歧，甚至对于这个概念也并没有统一的认识。
火爆的创客运动
能变换颜色的智能灯泡、用脑电波控制的飞行器、用6台iPhone 组成的3D照相机、能打电话的3G无线路由器，还有形形色色的机器人、3D打印机和各种新奇的小设备……10月19日，在位于上海创智天地广场的上海创客嘉年华的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位创客展示着自己的作品，吸引了许多参观者驻足观看，其中既有想采购商品的商人、从事同类工作的科技爱好者，也有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
“在这里能给普罗大众宣传科技知识，挺好的。”SmartWallit创始人胡俊峰表示自己和团队过来主要是为了“卖东西”，这次活动让他们接触到了不少目标消费者：“这就像是一个跳蚤市场”。
SmartWallit是一款基于蓝牙4.0技术的智能钱夹，能与智能手机双向感应，防止手机或钱包丢失，同时还具备定位寻找、记账等功能。凭借这款产品，他们成为了国内创客中的佼佼者，在众筹平台KickStarter和点名时间上筹款分别超过7万美元和10万人民币。
一些大学生通过担任志愿者的方式参加了这场活动。在上海外贸大学修读心理学和设计新媒体专业的胡晓航在豆瓣网上看到了这次活动的介绍，“本来想自己过来玩，后来觉得做志愿者是一种更好的参与方式。”她说自己对创客很感兴趣，看过不少与创客相关的书籍和资料，也曾去上海新车间和创客交流。对于这场活动，她表示整体上比较满意，但认为规模还应该更大，“网上的宣传还做得不够多”。
这场为期两天的活动只是国内如火如荼的创客运动的一个缩影。
就在20天前，另一场创客嘉年华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北京创客空间举办，汇集了70余个创客项目；由于正值国庆假期，同样吸引了不少科技爱好者和学生前来参观、交流。与此同时，继上海新车间、深圳柴火创客空间和北京创客空间之后，广州、成都、西安、南京、杭州、武汉等城市前后出现了创客空间，让这些城市的创客们有了公共的活动场所，创客运动在这些地区也迅速发展。
随着3D打印、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等与创客相关的概念先后被热炒，创客也受到了媒体和资本的热捧。在百度新闻中搜索“创客”一词可以找到547万条相关新闻；百度指数也显示，今年以来，除7月出现两个波峰以外，其他时间“创客”的媒体关注度保持着平稳增长的态势。不少创客团队由于拿到了天使投资而组建起了公司，并迅速扩大规模。
由于创客与硬件紧密结合，硬件厂商和打算进入硬件市场的互联网厂商也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百度、小米先后赞助创客马拉松，联想则举办了全国性的创客大赛。据一位在上海创客嘉年华负责联想创客大会宣传的工作人员介绍，联想希望通过赞助这次大赛获得一些优秀的设计创意，运用在联想自己的硬件产品上。
创客运动的火热还使得“创客“所指代的群体一步步扩大。
创客一词源于英语maker，原意是“制造者”。克里斯·安德森将创客定义为“不以盈利为目的，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而在国内，这个概念的含义要宽泛得多——聚集在创客空间里开发产品、相互交流的人被视为创客，参加创客马拉松、创客大赛的人被视为创客，在创客嘉年华上展示产品的人被视为创客，甚至其他的小型硬件创业团队也被视为创客。
数音堂创始人王博龙是从北京创客空间走出的创客之一。酷爱摇滚乐的他根据自己在演唱会上发现的需求开发出了一款开源地毯，铺设在摇滚演唱会现场后能根据观众的踩踏力度和频率捕捉观众的情绪变化并进行量化，为乐队的排练提供参考，同时也能对乐队和曲目的观众满意度进行排名。
今年3月，王博龙的项目被中关村云基地相中，获得了数万元的投资，随后他开始组建团队，目前已有10名员工。他的产品被视为科技与艺术的结合，先后被多家媒体报道，他还应邀成为今年MacWorld Asia的演讲嘉宾。
在王博龙看来，创客运动的兴起与3D打印、Arduino等工具的出现密不可分：“3D打印机可以很快打出外壳，Arduino可以很快做出电路。”此前他在做另一个项目时曾用手板加工做外壳，又自己焊制了PCB电路板，这让他花了半年时间才做出产品；“用3D打印和Arudino做就很快，一个星期就全部做好了。”
21岁的栾轩曾是微软“创新杯”全球学生大赛中国区最年轻获奖者，近两年走上创客的道路，开发出了开源硬件平台Stargazer，随后又创立了Circuitpot开放实验室，为希望转向硬件领域的传统软件开发者提供交流、活动的场所。他认为创客的崛起除了新工具的推动作用外，众筹平台的出现也不可忽视：“创客们的创造通过众筹平台获得了商业价值，进而被媒体和社会认可。”
迄今为止，已有超过5万个项目通过全球最大的众筹平台Kickstarter获得筹款。2011年上线的点名时间则为国内开发者提供了赚取“第一桶金”的渠道，据其创始人张佑介绍，平台上所有项目的平均筹资额接近1.3万元，而达到筹款目标的成功项目的平均筹款额则超过2.8万元。
被誉为“创客教父”的米奇·奥特曼则将创客运动的兴起归功于创客空间的涌现。“过去也有创客，他们需要（线下的）社区，但没有这样的东西。”
奥特曼因开发能远程关闭公共场所的电视机的TV-B-Gone而闻名，同时他也是旧金山创客空间NoiseBridge的创始人，近年来游走于世界各地的创客空间，为创客们提供辅导。
“每个人都需要表达自我的方式，”奥特曼说：“创客空间鼓励多样性，能促使大家发挥创造性，同时也能教育来这里的人去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
走向圈外的尝试
创客运动带来了一场场热闹的创客活动和一个个有趣的硬件产品；但相比圈内的火爆，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它还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影响力。
例如，在上海创客嘉年华，有不少市民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前来，对于现场展示的产品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对Arduino很感兴趣，向父亲询问道：“这是什么？”孩子的父亲向人堆里探望了一下，回答说：“这大概是什么新科技吧。”然后便拉着一脸不情愿的孩子离开。
胡俊峰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表示中国用户整体上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还很差。“他们看到我们的东西，第一反应是‘好像很有意思’，第二反应是‘其实也没啥用’，第三反应是‘怎么两百多块钱啊？’”他透露，一些外国消费者看到他的产品后会发邮件和他讨论，还会向朋友推销：“老外的反应是‘挺有意思’、‘好像可以用用嘛’、‘两百多也不贵啊，支持你一下’。”他希望消费者能对新事物有更多的宽容心，“给创客提供更好的环境”。
与此同时，一些创客也试图将这场运动推向全社会，让创客的影响力辐射到普通市民中。
9月25日，新车间将一台“移动创客空间”推到了上海徐家汇路口旁，展示3D打印机、空气净化机等创客作品。它是由一个集装箱改造而成的小屋，可以被装进货车，到不同地方展示这些作品。
“这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之一，”新车间创始人李大维指着身后的马路说，他对于能将这个小屋摆在这里有些惊讶。据他介绍，小屋此前已在滨江展示过，之后还会去其他城市：“这个想法很早就有了，是为了让更多的普通市民了解创客，最近有时间才把它做起来。”
记者注意到，从移动创客空间前经过的市民，无论男女老少，约有六成会停下脚步驻足观看，或把玩3D打印机打出的小物件，不过真正走进屋内与创客们交流、希望深入了解创客项目的人却寥寥无几。李大维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将摆放3D打印小物件的桌子挪到了屋外，试图吸引更多的人，但依旧是看的人多、问的人少。
北京创客空间则将未成年人视为推广创客文化的重点目标，不时邀请一些小朋友参加工作坊，联合创始人王盛林还在人大附中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向中学生介绍创客的理念，并指导他们进行创作。
为进一步推广和普及创客，他们还组织了一次名为“Creatica创意教育”的创客夏令营。活动面向小学低年级的孩子，由北京创客空间的几名创客担任老师，首先向所有的学员教授3D打印、软电路、图形化编程等方面的知识，随后让学员们各自选择一个方向深入学习。孩子们在导师的指导和帮助下不断做出各种小产品，并用一个本子记录下每天的工作和心情。
据项目联合创始人魏乔介绍，做这个夏令营是希望让创客文化在孩子中普及，培养小创客：“这些小孩的天赋一点都不比美国的小孩差，但中国没有车库文化，缺少良好的环境去开发他们的创造性。”
据记者在现场观察，小学员们对于这些平时在学校里难以接触到的事物十分好奇，在学习创作的过程中显得兴奋而专注；他们做出的产品谈不上精致，但充满想象力，一些孩子在用废旧纸盒做的机器人模型或简易电路的外壳上绘制了有趣的图案，并为这些小产品起名，还给他们赋予了各种传奇故事。
为期9天的夏令营定价8500元，吸引了15位成员。据另一位项目负责人徐思彦介绍，学员的家长大多对新事物接受程度较高，其中一些来自与科技相关的行业。
一位从事IT业的家长告诉记者，她希望孩子能通过这次夏令营接触新事物，并培养动手能力，“这些在学校里很难学到，在家里我们即使有这样的想法也很难给他创造出环境”。几天的活动下来，孩子的反馈十分积极，“每天早上都不想迟到，回到家里也都很开心”。她对这次夏令营的形式感到满意，“和国外的创意教育很类似”，并称自己并不期望孩子从中获得什么可见的成绩，而是希望他能通过接触各种新事物逐渐确定自己的兴趣。
景山学校的信息技术教师吴俊杰是国内最早将创客教育引入校园的人之一，栾轩以及因开发出能控制梦境的眼罩Dream Swimmer而出名的14岁创客朱忠旻都是他的学生。两年前，吴俊杰通过北京创客空间了解到了创客文化，决定参考创客空间的模式改造自己负责的机器人实验室。如今，他的实验室已成为一个校园创客空间，学生们可以来此制作各种创意产品并相互交流、学习，他也会利用课堂时间普及创客知识，为希望成为创客的学生提供指导。
不过在吴俊杰看来，学校的创客空间的主要功能在于展示和交流，创客教育还应该走入学生家中，因为“创客起源于美国的车库文化，是一种家庭DIY文化”。他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创客桌”的标准化工具，它是一个带有滑轮和抽屉的桌子，抽屉里放着Arduino以及相关的书籍，供学生们自学和创作。“孩子们在家里时可以把作品收在桌子下面的箱子里；等到学校有交流活动，家长就用车把它拉到学校来，他们可以把它推到任何位置去展示作品。”
吴俊杰认为，创客教育如果开展的得当，不仅不会增加学生的课业压力，还会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自学能力，对其他课程的学习起到促进作用。不过他也表示，朱忠旻是他开展创意教育以来的唯一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绝大多数学生离成为创客还有很长的距离。“但他们在接触了创客、参观了创客空间之后逐渐理解创客文化，就不会觉得朱忠旻和他们有很大的差别，而会觉得‘我做不了，但我为他高兴’”；也正是因为更多的学生对创客有所了解，“朱忠旻在学校里不合群或者成为‘技术宅男’的压力会小很多。”
他坦言创客运动的普及程度还不够高，希望能有更多的老师和学生知道它。“我最近给新升入六年级的孩子看创客的宣传片，很多人是第一次知道；知道3D打印机的人比较多，但也仅仅是把它当作产品，而不是把它当作创客文化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创客教育目前还处于摸索期，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才能成熟。
商业化的争议
在创客运动的普及过程中，让普通人理解创客和创客文化是一大难题；事实上，在创客圈内，人们对于创客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例如对于是否需要商业化，不同的创客便有着不同的观点。
安德森在书中介绍了创客运动对制造业的影响，但他对于创客的定义中强调了非盈利的特性。
奥特曼并不反对创客去挣钱，但他认为创客首先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或许我们需要去挣更多钱；但如果我们在挣钱的过程中迷失自我，那必然会让生活变得更糟糕，因为我们是在花时间挣钱，而不是花时间让生活变得更好。”
李大维也不希望创客运动过于商业化。新车间自成立以来一直采取非盈利的方式运作，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会员费、工作坊费用和私人捐款。李大维告诉记者，新车间会与一些和创客相关的企业交流、合作，但不会自己办孵化器或组织商业比赛，“新车间是一个社团，商业化的都走出去了”；他还半开玩笑地说会主动把创业者“赶出去”，“不要破坏这里的气氛”。
李大为相信轻松愉悦的心态对于创客至关重要。他近日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新车间不少优秀的创客都是“富二代”，因为他们面对的生活压力较小，可以以轻松的心态去实验。
另一些创客则相信商业是创新的驱动力；由于创客被贴上了“非盈利”的标签，一些经常参与创客活动的硬件创业者甚至不希望在媒体上以创客身份出现。
一位智能家居开发者在得知记者在做创客报道后拒绝了采访，表示自己不希望被视为创客：“我们的产品已经很成熟了，不是自己做着玩一下、还没有商业化的东西。”
胡俊峰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强调SmartWallit是一个商业化的团队，会持续、专注地做当前的产品，不希望被误解为“只有三个月热度”、“不断地更换方向”。
他认为创客应该先创新再创业，“从创客到创业要平滑过渡，不能只做实验室里的产品”；产品做出来之后应放到众筹平台上去测试，“如果效果好就去融资，做成产业，这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的价值都会更大；如果尝试失败，再换一个想法”。
吴俊杰也认为创客运动和商业无法完全割裂：“把创客当作放松没有问题，如果把创客作为职业，那就一定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去考虑。”他表示自己会向高中生介绍创业方面的知识与信息，对于六年级的学生则以培养兴趣为主。
在国内的几大创客空间里，北京创客空间是商业化的先锋。在中关村管委会和戈壁创投的扶持下，今年8月，北京创客空间启动了创新型孵化器，为做软硬件结合项目的团队提供场地、工具、技术支持、创业辅导等帮助。谈到商业化的争议，北京创客空间商务总监朱晨旭表示，尽管创客项目需要由兴趣驱动，但“创客不只是写代码、做机器人，他们需要懂设计，知道怎么做好看，还应该了解市场，将自己的产品推向更多的用户。”
王博龙则认为兴趣与经济利益并不矛盾，并表示自己的项目正是二者的结合。当被问及创客是否是一项富人运动时，他则把问题引回到了创客的概念上：“民间科学家、民间工程师、农村发明家、爱搞发明的大学生，这些群体一直都存在，他们是创客吗？”
那么，究竟什么是创客？
许多创客都不愿意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更愿意从文化的角度去解释创客。
在王博龙眼中，创客文化是“把科技看作一种娱乐”的文化；在做创客过程中，他收获了快乐，并且“忽然间有了很多小伙伴”。
栾轩对创客文化的理解是“用双手实在的实现心中所思所想”或者“敢于畅想又具有强大动手欲”。在他眼中，编织爱好者、木工爱好者也是创客，“他们都热爱创造”。
奥特曼认为创客文化的核心是创造自己感兴趣的、很酷的东西。相比“创客”，他更喜欢“黑客”的说法：“‘创客’只是意味着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这不够令人激动；而‘黑客’则意味着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用可获得的资源去做很酷的东西，然后分享它们。”
他清楚“黑客”所包含的负面含义，不过他表示，公众对于这个词的理解正在改变：“在美国，几年前人们听说‘黑客’之后的反应是‘你入侵了我的电脑’或者‘你入侵了我的Facebook账户’；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会问：‘你是哪种黑客？’这比过去好了很多。”
吴俊杰则认为创客与“极客”更接近，但与后者相比，前者并不追求做出伟大的东西，而是一种“不断地做新的东西，不断地与他人分享”的生活方式：“分享能够带给他们快乐和潜在的商业机会，但他们并不痴迷与这种商业机会。”
在他眼中，攒电脑的人就是创客：“一些人知道散件和整机的价格差，把这个信息开源出来，告诉大学生；大学生帮助身边的人做点事，一方面提升自己在同学中的号召力，一方面赚点差价，这就是做创客的状态。”
文章来源：sociocyber （原文：《创客运动热与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