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文化的差异，北京创客空间里最活跃的是新媒体艺术家，最多的成果是装置艺术品，深圳柴火空间有相当的创业孵化器的功能，而上海新车间则依旧以兴趣和社交为主。
近半年来，李大维迷恋的事情是都市农耕。最初，他在上海某小区的屋顶种菜，后来土溢出来，塞住下水道，跟邻居吵了一架，便改为“水耕”——直接把植物的根茎泡在营养液里，用LED灯为其补充阳光。这项技术最早是国外的毒品贩子发明的，用于在室内小规模地种植大麻，公开并在网络传播后，被搞有机农业的人学了去，逐渐普及，他说“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开源”。
李大维，国内第一个创客社区——新车间的创始人之一，为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迪士尼和Facebook“打工”时，做的是软件;三年前，开始为自己打工，兴趣转向开源硬件。
开源软件开放的是源代码，开源硬件公开的是电路原理图、材料清单以及设计图等。如果说一般的硬件是一盘制作精良的菜肴，那么开源硬件则是公开了这道菜肴所需要的食材和烹制方法，只要愿意就可以对照着做。
两年前，Hackerspace在国内还是一个稀罕物，以至有小伙“慕名”发来邮件，请求帮忙破解女朋友的邮箱密码。
2010年10月，李大维在Barcamp Shanghai的现场认识了伍思力和谢旻琳夫妇，这对夫妻也是学软件工程的，却热衷于研发各种机器人。“当时，两家的孩子都处于快上幼儿园的年龄，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机会让他们接触一些物理和电子的基本知识，这在国外是很常见的，通常是父亲在自家的车库里，陪伴孩子度过这个阶段。”李大维说，那段时间，他陆续买了很多元件、设备，在家里敲敲打打，引起了太太的不满。于是，他试图找一个专门的空间来做些硬件类的手工劳动，满足自己和孩子的兴趣，结果这个想法与伍思力和谢旻琳夫妇一拍即合。
他们在安化路和江苏路附近找到了一间废弃的老工厂，租下了大约100平方米的一个空间，顺势取名为“新车间”。他们并没有太花心思去找运营模式，而是将其定位为“一个可以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玩的地方”，因此，直接拿来国外Hackerspace的办法，向会员收取会员费，用以支付房租和日常开销。
那时候，Hackerspace在国内还是一个稀罕物，以至有小伙“慕名”发来邮件，请求帮忙破解女朋友的邮箱密码。第一批会员基本上都是老外，只有十来个，每人每月交来500元，新车间一度自嘲为“上海最便宜的英语角”。后来，随着人数不断增加，会员费从500元降到300元，又从300元降到100元。
起初过来的都是有一定基础的“玩家”，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以开源硬件Arduino为基础，自己动手做各种“玩意”，比如，四桨直升飞机、远程控制摄像头、太阳能充电器等。他们彼此之间交流不多，通常一个人完成整个制作，一会儿用3D打印机打印一个零件，一会儿上电脑写个程序，一会儿跑出去从淘宝卖家那儿收一块电路板。
在这里，程序不是目的，只是工具。李大维说，新车间里做的东西绝不是世界上没有先例或者独一无二的，它们都是对既有技术或者产品的微创新，来这儿的人追求的是体验过程，而非欣赏结果。
在新车间，巴西律师鲁修花3个月做出一台3D 打印机，他决定分享自己的经验，以3000元/次开班招生，竟然先后有25人报名。
2011年，Maker的概念传入国内，被译为“创客”。北京创客空间、深圳柴火空间、杭州“洋葱胶囊”、南京“兑现创意”相继成立。时髦的上海年轻人开始搜索本地的相关“组织”，新车间一夜之间火了，中国面孔多起来，也吸引来一批有兴趣、想尝试但完全不知道如何动手的人。
于是，李大维在新车间开办入门工作坊，请有经验的创客现场讲解Arduino的应用;每周三设为开放日，会员之间相互展示项目的进展和成果，并接待非会员的参观。
小楷就是2011年7月来的。当时，她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大三，学古典钢琴，是个彻底的技术盲。来了之后，她看不懂别人在做什么就到处找人聊，找人问，很快对Arduino有了丁点认识，便宣布要做一棵有感情的树。另一名会员——英国技术男Paul很喜欢这个创意，主动加入她的队伍，担当技术后盾。
这种组合后来成为新车间很多项目的运作模式：一个人发起，有兴趣的人加入，分别完成不同的任务。也因此，开源硬件项目并不只是懂硬件的人在玩，不少程序员、设计师、艺术家把开源硬件与自己擅长的领域结合，捣鼓出很多新奇特的东西。
经过两个多月的屡败屡战，小楷的树终于成功了。表面上，它与一般的办公室盆栽没有任何差别。没人触碰它的时候，它不会发光，很安静;有人抚摸、亲吻或拥抱它的时候，树底的灯就会发绿光，接触的时间越长，灯光的层次越丰富，发出的声音也越愉悦;而如果接触的方式过猛或时间过长，树底则会发红光，像生气一样，还会发出刺耳的声音。
人和一棵树之间不同动作的接触会产生不同的电阻，而这些电阻是可以被读数的。过去，这样的原理往往只是以文字的形式从人们的大脑中经过，而现在，在开源硬件的环境下，每个人都可以利用并以可感知的方式表现出来。
最有代表性的开源硬件产品是3D打印机，它既是创客生产零部件的工具，也是开源运动的成果。两年前，李大维买Makerbot Replicator 3D打印机时，花了两万多块钱，如今在新车间几乎每隔几个月就制造出一台。
第一个在新车间做3D打印机的是巴西人鲁修。6个月前，他还在巴西一边经营林业矿业公司，一边做律师。某天突感人生无趣，便买了艘船开到了上海，在上海学了一个月中文后，找到新车间。
开始鲁修并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听说现在3D打印很流行，就决定试一下。此后的三个月，他马不停蹄地找资料，跑电子市场砍价、买材料，拼装，居然成功了。欣喜之余，他决定分享自己的经验，在新车间开工作坊，手把手地教同样有兴趣的人做3D打印机，每人收费3000元。
这是新车间有史以来价格最高的工作坊，神奇的是，3天之内竟然有10个人报名，还有15个人候补。第一期课程完成后，鲁修发现这是门好生意——赚回做打印机的成本绰绰有余，马上开第二期，价格提高到每人3700元，但依旧有15个人报名。
曾经有资深CNC专家专门来研究过鲁修的3D打印机，他们一致认为与上一代相比技术上其实没有丝毫的改进，如果让他们自己来做，可能做得更好。或许这便是观念的不同。在鲁修眼里，方法更简易、成本更低就是创新。最近，他已经离开新车间，开做3D打印机的公司去了。
长时间积累的制造业大国的产业链使得一些在美国需要100美元才能完成的电路板，在淘宝上只要50元人民币就能买到。
基于城市文化的差异，北京创客空间里最活跃的是新媒体艺术家，最多的成果是装置艺术品;深圳柴火空间有相当的创业孵化器的功能;而上海新车间则依旧以兴趣和社交为主。
一段时间之后，李大维发现“水耕”也有问题，“一旦使用营养液就会对厂家有依赖，除非你是做营养液的”，于是，他再次更换技术，使用“鱼菜共生”。追根溯源，这是中国古代南方稻田养鱼的技术，上世纪70年代被澳大利亚的园艺爱好者改良为“水族箱”模式，持续在互联网“开源”，最近已经是新车间里最热的项目。
他们在宜家的储物箱里模拟鱼、蔬菜、微生物的循环链：鱼的排泄物为蔬菜提供营养，蔬菜净化鱼的生存环境;蔬菜是微生物的食物，微生物又为鱼提供食物，从而形成一个微型生态圈。由于生态系统可自给自足，循环一旦形成，种植唯一的成本就是鱼食。根据英国鱼菜共生协会(Aquaponics UK)的数据，1公斤鱼食，至少能生产50公斤蔬菜和0.8公斤鱼肉。
李大维笑言，新车间里年龄最大的那批会员，反而最不着急，只管玩，几乎从不讨论产业化。
深圳柴火空间的创业氛围很浓，是因为背后是一家企业——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Seeed Studio)。这家公司在国外的名气大于国内，尤其在国外的创客圈里。
长久以来，中国，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积累了完善、高效、廉价的电子产业链，其结果就是，在美国一块电路板通常要100美元才能完成，而在淘宝上只要50元人民币就可以买齐所需的元件。
只不过，这些元件以前的去向都是各类3C产品的代工厂，由这些元件组装而成的产品都是批量生产的，当创客在全球蓬勃发展后，他们也成为这些元件的买家之一，且需求日益增长。截至2012年，仅深圳矽递科技公司就为全世界5万多创客和发明家提供了超过700种开源硬件模块。另一方面，这家公司还承接小批量订单。来自荷兰的Ian Lesnet就与他们合作，把自己的作品变为了产品，一周内卖出了1000多件。
廉价的供应链，已经让中国创客可以大胆地在真机上试验自己的设计，错了也不怕，从而大大提高研发速度。因此，李大维说：“对于我们而言，剩下的就是需要一个活跃的社区气氛——可以充分交流和实践。”
文章来源：新周刊 （原文：《创客社区——像老外那样在车间里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