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国创客空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南京创客空间作为国内较早成立的创客组织之一，成员数量和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当初成立南京创客空间一方面源自我们几位创始人对科技和艺术的热爱，另一方面来自于我们自己对生活过的几个城市科技和文化差异的思考。
由于工作原因，我在上海、深圳和北京都生活了多年，10年间足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从东北到西藏对中国很多地区有游历和考察。在国内一线城市生活的日子中，对北京和深圳的做事效率，生活节奏，文化氛围都深有体会。2010年回到自己的家乡南京，发现南京人在科技创新，文化生活，学术交流上都比较淡漠，南京人生活方式单一，文化单调，整体活力和北上广有着不小的差距。在过去的15年间和临近的上海相比，在城市文化科技方面的差距已经越拉越大。
我是1992年开始接触计算机编程的，从八位机到PC到移动开发，算是典型的和电脑科技与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对计算机和电子有着很浓的兴趣，在网络上也发布过一些大型的计算机开发视频课程，算是现在流行的公开课最早的一批实践者。和大多数工科男一样，我从小就喜欢捣鼓一些电子玩意儿，做些东西，喜欢开源软件和硬件。庆幸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兴趣丝毫没有减弱。
2010年，我结束了在北京的软件开发和科研工作后，回到南京，起初想在南京找到一个类似北京“车库咖啡”的场所，结识一些有想法有能力的朋友一起二次创业，结果找遍南京，发现南京根本没有一家真正的“车库咖啡”，本身就为数不多的几家都设在一些科技园区内，其实际情况和创新创业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普通的咖啡店。与北京的车库咖啡完全不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创客这样一个概念，在深入研究国内外创客组织的运作模式后，意识到这是一个比“车库咖啡”更具有包容性的组织形式，创客的精神正是南京这样的城市缺失的一环，南京既然没有，那我就创建，于是在2012年和几个朋友决定成立南京创客空间。
针对前面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下主要原因：
1、没有“车库”
中国房价很高，尤其是大城市。房价和收入的比例严重失衡，人均住宅面积和欧美发达国家有着不小的差距，绝大部分人家里都没有车库。欧美国家的车库就是他们修车的地方，就是每家的工作间，所以斯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杰夫·贝佐斯这些家喻户晓的互联网时代英雄人物无一例外不是从自己家车库中走出来的成功者。
而在中国城市里，除了搞纯软件开发的，基本上做一点大玩意儿就没有合适的场地了，即使有场地，大部分人也没有财力购置足够多的设备来使用。何况在北上广还有那么多动不动就搬家的北漂、沪漂、深漂呢？找一个能兑现创意的工作场地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天方夜谭，很多人因此只能停留在想法阶段。这是生存环境导致的中外差距，也算是一个先天不足吧。
因此建立一个公用的工作室，提供一定的设备，满足大家交流聚会，是创客空间的基本职能。
我们考虑到现在社会“草根们”生存压力较大，所以不收取任何会费，管理组成员省吃俭用自掏腰包承担房租和开销费用，购置设备，供大家免费使用，就是希望为和我们一样的“草根们”提供尽可能宽松的创新环境。
其实这部分恰恰是我们政府应该提供的，但是政府在这方面相当短视和功利化。我在和下到地方政府，上到中央政府官员接触的过程中，也多次反映了这个问题，目前中央某些部门已经意识到这部分是政府应尽的义务，也开始考虑未来为民间的创新组织提供场地设备等。北京和上海政府领导在这方面明显比其他城市要高瞻远瞩，在很多方面已经给予了支持，我们期盼其他城市的官员也能早日解放思想，造福创客。
2、经济制度
中国实行的经济制度，不是什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目前的经济制度叫“县与县竞争制”，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的理论。每个县都可以看成一个掌握土地、矿产、房产、公用事业等资源的超级公司，通过各种手段彼此经济竞赛，城市里面是区与区的竞争。通过GDP来考核官员业绩。在给中国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几年的同时，也带来大量负面的问题，比如产能过剩、财政收入结构单一、环境污染、重复建设、地区间缺乏合作、过分追求GDP……我想说的是，这种经济制度下，越是小地方的政府越急功近利，只看重税收和GDP，在创新上的投入就越少；大城市在资源和人才的整体协调上会好一些，在创新上的投入会多一些，上海就是个好例子。这种自上而下的功利性和浮躁性，让整个社会都失去了沉下心研究和创新的心境，大家也多有体会。“草根”一族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想法难度就更大了，基本完全被遗忘。
3、教育问题
我们最近在南京各个大学宣讲的时候，我和学生朋友做了很多交流。让我吃惊的是和我十几年前读大学的时候一样，学生还是不知道自己学的知识到底有什么用，于是各种不感兴趣，考完后各种遗忘，很多学生对未来非常迷茫。学校所学的东西，技能型的很少，几乎和工作应用完全脱节。比如大学里面用实验箱教电路，而全球风靡的开源硬件arduino、树莓派等等，理工科学生几乎没人听说过，更别说自己动手去做个什么东西了。环境之闭塞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很难想象在信息唾手可得的互联网时代，中国学生竟然依旧和社会脱节，而且还都是一些不错的学校。很多学生向我反映，不知道学高数、概率、线性代数有什么用。不知道编程语言能干些什么，很多理工科学生连最基础的C语言都没有真正掌握。
我想这不单单是学生本身的问题，我们的学校和老师是不是也要承担责任，甚至是主要责任，学生不是不聪明，而是缺乏指引。对比中美大学计算机专业或者通信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差距很大，特别是实用性上。学校对学生动手能力的要求差异更大。谁来帮他们弥补这些差异？是学校还是创客组织？
我觉得都应该。因此南京创客空间开设了一些工坊，教学生和创客们如何玩开源硬件，如何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实际开发。对没有技能的人进行辅导，让他们具备一定技能，他们才可能把想法去转化成作品，去兑现创意。同时，南京创客空间的一些大学老师成员也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在南京某大学开设了树莓派开源硬件的课程，我相信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趋势。
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反倒是职业类院校的学生动手能力比一般综合大学的学生强，有的官员片面的把学校分为理论研究为主和动手能力为主，人才是要分层，但是我多年的经验告诉我，理论和动手能力都很重要，单向教育培养的人才是没有竞争力的。从学生未来谋生的角度来说，动手能力比理论素养更重要，而理论素养能让人未来走的更远。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综合大学的学生即使是研究生毕业也几乎不具备任何理论素养，可以说是怀揣一张空文凭，两手空空进社会，不迷惘也是不可能的。
4、不善交流
我们发现很多人都缺乏勇气和别人交流，在人多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有想法也不讲，或者喜欢私下和某某单独交流，我让他在QQ群或者聚会上和大家讨论，他就觉得万一说的不专业会别人耻笑。此时中国平板化的教育方式对人性的压制在很多人一生的发展中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包括以前的我在内）。相当一部分人，即使年纪已经接近40岁了，依然不能很好的在别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想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奉行中庸之道，如果不能突破中庸，不学会与人交流，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创客的。
很多人不喜欢交流的另一个原因是觉得想法一旦说出来，就被别人偷去了，这更是杞人忧天。人每天都在思考，一个人一段时期内头脑中冒出十几个，二十几个好想法是在正常不过的。你想到的东西有无数人都想到过，但是当今社会一个人的才智和精力能完成一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你有多牛，一个人思路肯定是狭隘的。
很多著名企业也是因为固步自封走上了绝路，而走开源和开放路线的公司基本都活的很滋润。创客空间举办聚会，知识、技能，思想交流，开展头脑风暴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的想法和知识彼此之间能产生化学反应、充分发酵，把一己之力无法实现的东西，集众家之所长变为现实。这也是团队存在的意义。合作不一定能成功，但是不合作一定不会成功的。不会合作，不善交流，恰恰是很多人无法实现创新的根本原因。在每次演讲的开始，我都花些时间和学生交流这个问题，鼓励他们多些勇气，不要怕失败和嘲笑，也不要去嘲笑别人，给同伴多些鼓励，大家缺的只是那么一点点勇气而已。
说到合作，我发现一个现象，大学里有那么多专业，这么多不同方向的不同人才，为什么在校园院系间几乎没有合作？这个现象很普遍，我和几个学院科协和社团的负责人聊这个问题，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彼此之间其实可以产生很多知识和想法的互补，彼此发酵。这就是一种自我意识封闭，在中国文化中叫“单位意识”、“地域意识”。中国独木桥式的竞争方式让大家都忘了什么叫合作了。
5、政府视角
再来说一下政府看待创新问题的视角。以前因为工作的原因，和各级政府都有点接触。政府的做事风格和思路也算有点了解。在科技和艺术创新上面，政府关注点在成熟的产品和商业模式上，这两者里面更倾向于产品，特别是实物性产品。这让我想起10年前的一个笑话，有个朋友公司做网络管理软件，客户是某政府部门，产品拿给官员看，官员说这个东西怎么没有实物，就一张光盘，这不行，要让我批单子，你要给我能看到的东西。
朋友公司没办法，回去买了些工控机装上软件，采购单上叫某某网络设备，这下官员高兴了，拉着他手说，这个好这个好，上面来检查能看到东西。最后采购单是这么写的，XXX网络设备XX台，总价40万元，XXX配套软件，2000元。这样啼笑皆非的事我也碰到过，相信很多做IT行业的人也碰到过。我想说明的是，这个故事中折射出的思维逻辑就是现在我们政府的做事思路。
政府的职能是监督、管理和服务。在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模式，政府手中握有大量社会资源，我20年前读书的时候，政治书上就说要走市场经济路线，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但是今天依然会看到很多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问题。这里不是讨论经济学，而是你会发现现行的园区模式基本都是畸形的，本质就是房地产经济。
我们看看当今的园区模式吧，中央为了让社会经济活跃，解决就业，调整产业结构，走科技发展的道路，出了很多政策。下面各级地方政府搞了很多园区，什么科技园、开发区、光电园、产业园、创意园…….，大家在自己城市里面都司空见惯，很多人都在这些园区里面工作。政府在选择什么样的企业入驻园区的时候，主要以企业规模和利税能力为指标，而且是最重要的指标，前者解决就业问题，后者解决地方财政问题。
所以选择企业的时候，看的是你有没有有潜力的产品和成熟的商业模式，要的是你进来后很快就能产生效益，这样才能付得起房租和产生利税，解决财政和GDP的问题。而同时，政府还非常希望社会能有创新力，实际情况是，即使在园区内大量闲置空房，也不愿拿出几间建成市民工作室，提供市民一个创新创造的地方，逻辑模式就是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同样的情况在高校也很普遍，大量高档设备闲置，使用率极低。而那些想创新创造的”草根“没设备没地方，想用用不到。社会资源在政府端其实是被大量搁置的，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性很明显，也是种资源浪费。
当然一线城市有些官员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北京政府对民间创新扶持就做得不错，给房给设备给资金。工信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也在准备出台政策。在深圳，企业参与扶持的力度是最好的，很有欧美企业的作风。
政府会说，我们也出台了很多创业扶持政策。比如南京的321政策，但是第一个条件就是要研究生以上的学历，一下子把社会95%以上的人挡在了门外。和我一起工作过的研究生、博士不少，说句实话，有能力的还是本科生居多，高学历的牛人有，但是没能力的比例更高。这种政策对民间创新一点好处没有，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高手在民间，既然政府希望全社会充满创新力，那就要把这种门槛去掉。
南京创客空间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不仅不收会费，还仅可能的提供设备和培训，让“草根”阶层的民众有一个能实现自己想法，能创新创造的环境。我们在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做的比他们更好。
6、风投创投
受到2000年前后硅谷互联网泡沫影响，中国近10年掀起一股风投创投浪潮，风投创投和园区经济模式似乎变成了一对好基友。我发现周边很多人对风投创投是什么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很多时候都把风投挂在嘴边。有个学生搞公司，我说你做公司的目标是什么？他说是希望有一天能让风投投资或者被人收购，我说你知道什么是风投吗？他说不清楚。这样盲目的人有不少。在中国有些人对风投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以为公司被风投看中就是事业成功。这些人还是趁早醒醒吧。
目前市面上的风投资金很多，其实大部分做风投的人并不专业，很多做风投的人都是从其他传统行业转过来的，关注的领域也是有限的，因为人不可能是全才，特别是投资上，更不可能在缺乏行业知识的情况下随意投资。资方资金投下去追求的是利润，核心的是资本净收益。要求所投项目的风险是极小的，基本只投成熟的产品或者商业模式（即便他们叫做风投），他们在看了几百个甚至上千个项目方案后，才可能投下一笔钱。以至于政府为了刺激他们投资，多搞些企业入驻园区，甚至愿意为他们的投资风险买单。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创客们从想法到产品化中间有极其漫长的路要走，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想创业的“草根”想的太过理想。其实利用好创客空间这个平台的资源，从想法变成产品再到市场化，不借助风投创投的力量是完全可行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破除对风投创投的迷信，这些年很多风投创投的名声也不是很好，很多草根太看轻自己了，其实完全不用妄自菲薄。当然，不是说风投创投没有价值，在商业化生命周期中，有时它们也确实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7、人才浪费
在中国人才浪费我觉得比粮食浪费还普遍，还严重。在中国，大部分人所学非所用。在人生最宝贵的黄金年代学的知识，大部分都在工作后荒废了，即使是博士，很多人工作也和所学无太大关联，这就是最严重的人才浪费；其次在公司里面，大部分人做的事情都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完成的是老板的梦想或者公司的目标，做事的积极性都不高，这也是种人才浪费。反而在创客空间这种帮助大家实现自己想法的地方，大家的热情和才智才会更好的释放出来，全民的创造力才会激发出来。所以创客空间是解决人才的浪费的有效途径，对整个社会都会产生正效益。
8、缺乏组织能力
我们发现成员在组织项目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组织大家协同工作，目标不明确，盲目动手的现象很多，最后因为半途而废引发一些矛盾。最主要是组织者缺乏管理经验，技术可能够牛，但是管理上一窍不通，项目管理和团队管理是一门艺术，在项目生命周期中，往往比技术更重要。在自己公司坐到项目经理、产品经理中层以上职位的成员，组织能力明显高出很多。大部分技术宅都只关注技术，忽视学习管理，这个短板会成为想创业的创客们最致命的一点。未来我们计划开设一些讲座教大家如何管理项目团队。
另一点，我们也要清楚的看到，南京创客空间所有成员都是业余时间参与活动和项目，其开发效率，项目进度天然就慢，和企业开发效率不能比。项目组织上，难度上会更大，大家的时间精力很难统一。我常说，我们南京创客空间的最大敌人就是时间，人才真是不缺，完全超过国内任何一家中型以上规模的科技公司，甚至更胜。但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组织好团队，整合好人才和资源，这也是我们和大家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9、从想法到市场
我把商业化项目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想法——原型——产品/商业模式——市场。
社会资源目前都集中在产品/商业模式阶段和市场阶段，不管是政府的园区、风投创投、社会资金、媒体焦点。为什么集中在这里，因为经济学角度来讲，投资者都是趋利避害的，都想只拿利润不担风险。结果导致想法到原型阶段几乎没有社会资源投入。造成的局面就是大家都不挑水，都围在水缸边上等水。但是没有“想法—原型“这个土壤，怎么会有产品这个结果呢？社会行业形态基本都是金字塔式的，成功的产品和市场，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尝试基础上的，当整个社会想创新的人都支付不起失败成本时，就不会有人想去创新了。所以南京创客空间更关注从”想法到原型“阶段，鼓励大家大胆尝试，允许失败，做100次失败99次是在正常不过的，因为成功总是比失败来的难。做不一定成功，不做一定没有机会成功。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把社会资源投入一部分到前段，让创新的土壤更广阔一些，更宽松一些，让更多有想法的“草根”能享受到社会资源。大家都觉得美国的创造力世界第一，除了他们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吸引了全球的大量人才，遍布全美数千家的techshop（技术车间，即创客工作室）和数千各级创客组织、开放的大学科技组织、在推动全民创新中功不可没。中国政府忽视的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地方，”草根“的创新文化得不到生长环境。好在还有这些创客组织、创客布道者和有觉悟的政府官员。中国民族创新力是有希望的，虽然会很慢。
除了以上这几点，还有很多因素在阻碍着中国人的创新创造，比如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诚信问题、权力寻租等等就不一一细说了。
未来之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创客的未来之路有几个方向，一种是多数人都很容易想到的创业，这是将兴趣和事业融为一体；还有一部分人满足兴趣即可；还有一部分是在这两者之间，作品不够产品级，但是又有一定的价值。
我设想了一种创客发展模式，我起名为”创客公园“——科技和艺术的文化街区，很多听过我演讲的人都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和传统的景区不同，长城故宫你去一两次就够了，5年10年后你再去它还是老样子，几乎不会有太大变化，是真正的到此“一”游。而商场，北京798艺术街区，为啥很多人去了很多次，前者大品牌厂商每周会更新衣服款式不断有新品上架，女孩子去看看有没有新鲜合适的衣服，后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艺术作品展出，大家在消费物质的同时，更多的是消费精神层面的，不断更新的内容满足了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如果把创客作品集中起来，建立一个科技和艺术的街区，让市民每次来都能看到不同的创客作品，零距离的体会各种新奇有趣的玩意儿，不仅能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也能推动一个城市的科技普及。同时创客的作品也可以销售，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为开发新的作品提供物质基础。同时拿出一些房间，开设创客工坊，成为市民的选修大课堂。此外，还能提升周边商家的营业额，带动配套服务业，增加就业，商家拿出来一部分钱来反哺创客组织，形成良性循环，街区可以打造成闻名全国的城市科技名片，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模式。
南京创客空间正在为建立创客公园而努力，努力为创客的作品寻找出路，为改变城市科技和文化的基因而努力。
我们将向社会敞开合作的大门。南京创客空间是一个独立自由的组织，不依赖于任何政府和企业。但是我们愿意和社会各界积极合作。我们深知合作的重要性，以合作的态度拥抱社会。南京创客空间目前还比较弱小，在场地、资金、设备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不足，管理组成员在不断的努力，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创新创造环境而努力，哪怕只是一个“乌托邦”，我们也要把它实现。我们欢迎社会各界和我们交流合作。我们也很欣慰工信部、科技部这样的中央部委已经重视起创客组织，提出了工业创客的计划，也邀请我们参加工业方案的讨论，让创客运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贯通，让创客的社会价值得到发挥。
我们有信心，让创客和创客组织成为中国未来民族创新力的主力军！
文章来源：雷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