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视游戏不仅仅可以用来娱乐！”的这个课题，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过了。电视游戏不仅仅可以用来娱乐，还可以寓教于乐，锻炼反应能力和思维敏捷度，甚至还可以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和抑郁症等。
不过，对此，Karen Schrier还有更多的想法。在《知识游戏》中，她写道，“我所关注的问题在于，我们可以怎样使用游戏来创造关于我们世界的知识，让其演变为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的东西。”
这个Schrier是谁呢？她是纽约玛丽亚教会学院(Marist College in Poughkeepsie, New York)的一名助理教授，她在学院中负责执导一些关于游戏和其他新兴媒体的项目——因此她有条件可以进行这种实验。她的书就是在探讨这样的关键问题：我们可以用游戏来创造新的知识吗？如果可以，又该怎么做呢？
Schrier注意到了这样一件事：游戏拥有某种潜能，它可以让我们处理很难应付的问题，因为它把这些问题放在了一个可游玩的地图上，这样的话，这些问题就会被具象为更容易解决的方式。目前为止，支持这种说法的游戏用一只手都能数的过来。比如说《EteRNA》和《Foldit》，在这两个游戏中，玩家需要分别设计一些东西，来给人造RNA颗粒，或者创造蛋白质之类的。在《EteRNA》中，已经有37000位玩家在解决谜题的过程中合成了上百种新的RNA。使用EteRNABOT这个软件，人们可以设计RNA颗粒，而这些颗粒往往是目前的算法所顾及不到的。
《EyeWire》
还有《EyeWire》这款游戏，它可以让玩家绘制人脑中神经元的分布情况。而在《Monster Proof》中，他们还可以检查一些程序的BUG。另一款游戏《School Life》中，学生们可以尝试扮演不同的角色，来找寻处理校园暴力的最好方法。
Schrier认为，游戏还可以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如何对待全球变暖、如何提供足够的淡水和食物等。在《苏丹游戏》(SUDAN Game)中，游戏模拟了一系列步骤来处理当地的冲突。这款游戏一共有185760个干扰项，每个玩家都在竭其所能来寻找尽可能和平的结果。其实，这个游戏的开发者希望，能够在游戏的假设基础上，寻找到最好的解决冲突的办法。
“人类玩家可以设计一些新的RNA微粒，而这些设计往往是目前的算法中无法顾及的。”
游戏中潜藏的待解决问题可以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说，在《Foldit》或者《苏丹游戏》中，弱结构(Ill-structured ones)需要人们尝试多种不同的解决方式才可以探明。在某些窘境下，可能并没有单一的解决方式，因为它是由多个潜在的小问题组合而成的多重问题。可能最糟糕的就是”邪恶问题”了：这些问题既是弱结构、又无法用单一解决方式来处理——甚至可能人们都不承认那是个问题，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对错的答案，而只有相对而言影响好坏的选择。
《Foldit》
确实，最社会性、政治性的问题就是这种“邪恶问题”了：比如说，如何对待像心脏病那样的由社会和生理多重原因引起的健康问题；如何教育孩子们如何在学校中奋斗；如何对待有案底的人居高不下的重犯罪率；游戏对此有帮助吗？为什么呢？与其他可以收集解决问题方式的活动相比，游戏可以结合不同人士的经验，以独特的方式和动机来处理这些事务。
相比俄罗斯方块、粉糖果、模拟人生这样的模拟游戏，知识游戏的趣味性会显得逊色许多，对于这一点，Schrier并没有什么异议。那主要是因为知识游戏是倾向于小成本做研究的(尽管小成本并不是必要条件)。现在，这里有很多人乐意成为网络社区志愿者的一员，来为这种实验奉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管怎么说，Schrier都对游戏的未来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对陈旧的事物发展出新的观点，而这都该归功于游戏这方面的潜能。这个说法十分激动人心，不过对此还有很多东西尚待探索。如果问我，游戏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工具，可能我会笑笑转移话题吧。
